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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近代中國思想與制度學術研討會」紀要/吳俊瑩

2005年10月22日、23日,國立國父紀念館、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台灣史研究所、文學院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心以及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假國父紀念館中山講堂聯合舉辦了「第二屆近代中國思想與制度學術研討會」。

  2004年,政治大學歷史學系與國父紀念館合辦第一屆研討會時,主要邀請大陸地區的學者。此次為了擴大交流的面向,與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村田雄二郎教授協議學術交流,邀請於中國近代史研究上各有所長之青年學者,就近代中國各層面發表論文,並擴及邀請日本相關學術機構,以及德、韓兩國學者與會發表論文。台灣方面亦以公開徵稿方式,期盼能涵攝更多的研究主題,拓展學術研究視野。

  為期二天的會議中,合計發表18篇論文,主題涵蓋了中國近代史上各層面,包括法制、思想文化、學術交流、宗教問題等研究領域,內容多元繽紛,也因此吸引近百位學界前輩以及各大學院校的研究生共襄盛舉。會眾皆能就各自感興趣的研究主題,充分與發表人交換意見,特別是來自日本、德國與韓國的與會發表人,皆能用相當流暢的漢文撰寫論文,同時以非母語的漢語發表論文、答覆問題,殊為難能。

  場次安排上,在兩天會議中各安排一場專題演講以及三場的論文發表。在第一場專題演講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專攻村田雄二郎教授,以〈海洋亞洲論與日本國族主義—面向新時期的亞洲論〉為題,關照近來討論甚為熱烈的中日韓區域整合問題,以及有人提出主張應超越經濟合作,建構政治上或集體安全保障上的「東亞共同體」現狀背後的歷史意涵。這觀點相較於日本在戰前主張的「東亞新秩序」或「大東亞共榮圈」是極為不同的,特別是曾以「脫亞入歐」目標的日本國族主義,如何調整當今她與亞洲區域的連帶關係,並在冷戰後以及全球化影響下的亞洲,如何建構屬於亞洲的自我論述乃是當前課題。村田教授並嘗試援用以文明的海洋史觀,嘗試以超越國史的研究視角,以世界史的角度、複數化主體構成來重新審視日本以及亞洲各國紛雜的歷史發展歷程。

  專題演講之後,於憲法學研究用力甚深並身兼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許志雄教授主持第一場論文發表會。張茂霖先生特別著力於民初臨時約法的制訂問題,探討從憲法繼受時所衍生的問題,特別是當時憲法條文取自日本法典之處甚多,作者別出心裁從法條的翻譯時的用語習慣、文法解構來討論憲法繼受時可能因翻譯所產生的理解歧異。中村元哉指出:二次大戰後戰後,國民黨衡諸當時憲政運動的發展趨勢,對言論之統制相對處於較為緩和的狀態,同時在1947年以前這一段憲政體制向民主化邁進的過程中,其歷史動力不能單就國內局勢而言,當中國以躋身戰勝國並為世界五強時,此時國際的影響諸如國際報導自由運動、國際人權公約等條文對於國民黨在言論決策時的影響力道,便不容小覷。蘇瑞鏘的文章較以往探討雷震案所不同的是,不單以「政治處置」來看雷震案,作者轉向探討雷震案中,「法律處置」面向上是否合法與正當。

第二場論文發表會由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查時傑教授主持。本場次兩篇關於中共宗教政策的論文,都環繞在宣稱無神論的中共政權,如何調適並與龐大的宗教勢力(藏傳佛教、基督教)建立起新的互動,並嘗試說明吸收與包納的過程為何。小野寺史郎的文章則由文化史研究的角度出發,探討南京國民政府如何建構以及選擇哪些內容作為「政治象徵」的建構主體,並以各種紀念節日作為分析對象。

  第三場論文發表會由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林能士教授主持。邱秀香透過比較研究,透過較高的研究視野指出:中、日兩國在實業教育上都面臨到外在環境與教育理想的衝突,但中日兩國因為歷史包袱、內部政經局勢、時局反應各有殊異,特別是中國在教育政策與社會需求於焉產生落差。小川唯則切入學界目前著力未深的1920年代教育史,此時正逢黨化教育的開展以及五四運動及國民革命風起雲湧之際,作者選擇浙江作為研究地域,由具體個案試圖說明上述問題。小軍則以其蒙古族裔身份之故,利用了學界所不易入手的蒙文檔案,探討民初袁世凱政權如何處理外蒙古的獨立運動與雙方交涉歷程。

  會議第二天首先安排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所長暨歷史學系薛化元教授進行專題演講,講題為〈中華民國憲法制訂基本原則之探討〉。薛教授指出:當今中華民國憲法並非完全架構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上,衡諸實際歷史發展歷程,但是經過政治協商會議,整個國家體制設計的基本原則已經改變,甚至連人權保障制度也由法律保障往憲法保障原則的方向移行。從憲政史的角度來看,此一改變正是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重要轉捩點,瞭解次一事實,方能為中華民國憲法找出「歷史解釋」的源頭。

  第四場論文發表會由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彭明輝教授主持。該場次討論主題環繞在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學術交流面向上,計發表三篇論文。李顯裕與竹元規人的文章試著處理民國以來史家如何調適或衝撞過往的史學傳統,李顯裕指出楊聯陞是將中國史學傳統中較為成熟優良的部分反饋、回流西方漢學界的關鍵;竹元規人則探討一史家與史料之間的互動關係,分別處理了顧頡剛、陳寅恪、傅斯年對於史料本質的討論,瞭解史家如何看待史料與研究對象的取捨問題。石立善認為胡適在禪學的認識上,不可忽視與日本學者入矢義高所碰撞與激盪出的火花,而入矢義高所屬的日本京都學派也同樣與胡適有著相當深厚的淵源。

  第五場論文發會則請到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小組召集人李永熾教授主持,本場次主題聚焦在近代思想的詮釋與流變問題上。王馬克與安井伸介都試圖援用新的研究取徑,重新商榷既有成說。王馬克指出「nation」這個字在近代中國翻譯有相當的歧異性,研究者應該以更為開放的態度來理解時人對於該字詞所指涉的特定內涵。安井伸介則在思想史的方法論上指出,過往的思想史研究都是立基於個別「思想家」的研究,並以拼貼式論證思想脈絡,導致思想體系本身無法建立起抽象層次的思想研究法,作者嘗試以「思維系絡研究法」出發,以思路體系的合理性來關照研究課題;作者也發現過往研究無政府主義者,不但欠缺對於西方無政府主義的徹底理解,同時也做了中國傳統思想與近代中國無政府主義是相互斷裂的錯誤詮釋。在各種思想迸發的年代中,林志宏處理了南社代表人物柳亞子在政權交迭(辛亥革命、北伐、1949共產政權建立)的過程中,柳亞子在新時代的浪潮下如何回溯自己,在與時代的現實互動中思想轉向的動機與推力及其調適過程。

  本次研討會最後一場論文發表由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劉維開教授主持,本場次透過具體的個案研究,具體而微地呈顯近代中國的面貌。陳耀煌的文章透過紮實的探討冀南地區的硝鹽網絡,並重新檢討西方漢學界如Ralph Thaxton透過硝鹽市場網絡的研究所得一貫強調地方情境對共產革命的正面性影響,作者認為這會低估由上而下的組織控制,以及代表外來力量的非地方性因素對革命進程所起的作用。林幸司則以重慶聚興誠銀行的個案,探討西南地區頗富金融實力的銀行,面臨政權更迭時,聚興誠銀行的內部分裂及對立過程,也細數了聚興誠銀行的的社會主義改造歷程。孫準植的文章處理了較少為學者注意的走私與緝私問題。在當國民政府收回海關,恢復關稅自主權後,海關的緝私法制相應日益齊備,在法制與硬體建設上皆有所進展,但相對正值緝私工作步入正軌時,日本加緊侵略腳步,在華北大肆走私,雖法網與愈加嚴密,但就當時走私狂潮而言,收效十分有限,更何況是在國家主權遭受嚴重破壞的華北地區。

經過兩天會議的充分意見溝通,日方學者在綜合座談皆表示收穫甚大,對於評論人縝密而細膩的指正,獲益匪淺。透過本次學術研討會,也讓台灣方面的青年學者,充分體認到擁有多元「語言」能力的重要性,特別是與會日本學者皆能以漢文書寫與表達,相對開拓了他們的研究視野與活動範圍。在閉幕的致詞中,國父紀念館張瑞濱館長除了期勉與會學者貴賓能夠為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多盡一份心力外,三位籌備委員薛化元、彭明輝、村田雄二郎教授無不言及國際學術交流時的重要性,也期盼新一輩的研究者加強語言能力,讓自身的研究走入國際學術舞台。(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附錄:第二屆近代中國思想制度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目次

發表/論文題目

村田雄二郎
海洋亞洲論與日本國族主義—面向新時期的亞洲論(專題演講)


張茂霖
民元開國的憲法繼受問題—以臨時約法之制訂為中心

中村元哉
1947年憲政與中國近現代史—國民黨的民權思想與國際關係


蘇瑞鏘
臺灣戒嚴時期政治案件中「非軍人交付軍事審判」之爭議—以雷震案為例


廣池真一
中國共產黨的宗教政策—改革開放時代的活佛轉世


若松大祐
馬克思主義與基督教的共同舉行:1950年代初期至中國基督教的三自愛國運動之路


小野寺史郎
南京國民政府的革命紀念日政策與國民主義


邱秀香
近代中日新式教育發展之比較—以實業教育為中心的探討


小川唯
國民革命時期中國的歷史與教育—關於1927年浙江大學成立過程


小軍
關于袁世凱政權勸說外蒙古取消獨立交涉之初探(1912年2月—5月)


薛化元
中華民國憲法制訂基本原則之探討(專題演講)


李顯裕
博雅的通人:楊聯陞史學精神再探


竹元規人
歷史與史料—1930年前後中國的歷史學家


石立善
胡適與入矢義高—近代中日學術交流史的一個側面


Marc Matten(王馬克)
關於「nation」的翻譯的一些思考—伽達默的詮釋學給我們的?示以中國為例—中國近代的「nation」概念及其翻譯難題


安井伸介
近代中國思想研究方法之探討:以道家思想與無政府主義的「個人自由」觀為例


林志宏
從南社到新南社:柳亞子的民族和社會革命(1909—1929)


陳耀煌
抗戰前冀南地區的硝鹽問題─兼評Ralph Thaxton, Salt of the Earth一書


林幸司
戰後四川民間銀行之演變—重慶聚興誠銀行:1945—1953



孫準植
近代中國海關緝私法制的建立與華北走私(1933—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