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愛知大學的前身
愛知大學位於日本愛知縣豐橋市，創建於1946年，現分為文學部、經濟學部、國際語言文化交流學部、法學部、經營學部及現代中國學部等6個學部。當時是由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大學（1901—1945）、京城帝國大學（今韓國漢城大學）、台北帝國大學（今台灣大學）和滿州帝國大學的教職員所籌設，尤以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的教職員為主。其設立的目的是為了讓一些在日本「外地」大學求學的學生，回國後有一容身之處。該校為傳承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的精神，乃聘請該書院大學的最後一任校長本間喜一，擔任愛知大學的首任校長，因此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就被公認是愛知大學的前身。
東亞同文書院大學主要由東亞同文會所經營，1898年一群以近衛篤★首的日本政治家，深恐中國被瓜分而危及日本自身甚至東亞大勢，乃合併幾個與中國有關的團體，如「東亞會」、「同文會」而組成「東亞同文會」。該會以保全支那；幫助改善支那與朝鮮；研究支那與朝鮮時勢；喚起輿論等為綱領。主要的活動有二：其一為成立中國、朝鮮問題的調查機關，發行機關刊物、出版資料彙編、翻譯書籍等，以提供政府情報，並形成輿論。其二為1900年在南京，翌年遷至上海開設東亞同文書院，從日本各縣招考兩名公費生及私費生前來上海就讀，用以培育理解中國的人才。
由於東亞同文會及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的主要活動在中國，所培育的學生在戰爭時，被派遣到前線擔任翻譯，與日本外務省、軍部之間有曖昧關係，因而曾稱為是一所「間諜學校」。但這所自1901年成立以來，至1945年日本戰敗為止的半個世紀，造就有5000多位對華經營人才，影響所及是不容忽視的。
創校時愛知大學接收東亞同文會移來的「東亞同文會」及「東亞同文書院大學」大批的資料與圖書，並取名為「霞山文庫」，霞山是近衛篤★號，取名為「霞山文庫」是為了紀念創始人近衛之意。愛知大學為妥善保管這些資料，於1993年設置「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紀念中心」，並成立「東亞同文書院關係資料展示室」及「孫文‧辛亥革命與山田良政‧純三郎關係資料展示室」，以提供研究者參考與研究。
貳、山田兄弟與中國革命關係
愛知大學為何收藏孫中山的資料，就要從山田良政與山田純三郎兄弟談起。山田兄弟是日本青森縣人士，良政曾在北海道昆布會社服務，因致力於學習漢學與華語，甲午戰爭時被任命為陸軍通譯官，戊戌政變時，良政適在北京，曾營救維新派的王照脫離險境。1899年加入東亞同文會，並往南京同文書院擔任教授兼舍監，因而與孫中山相識。後來卻不幸於1900年惠州起義時犧牲性命，成為首位為中國革命流血的第一人。但良政的志業後來為小他8歲的弟弟純三郎所繼承。
山田純三郎是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的畢業生，也曾在該書院任教，在良政死後，開始與孫中山及上海革命志士有所往來。民國元年並接受孫中山之邀請，與末永節、宮崎滔天等人參加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就職盛典。二次革命失敗後，山田純三郎取代宮崎滔天，成為孫中山與日本朝野的聯絡人。純三郎曾協助中華革命黨在東北發展革命勢力，也曾隨同蔣介石到黑龍江齊齊哈爾去策動革命。此行讓蔣介石瞭解東北非革命的策源地，也建立起蔣介石與純三郎間的友誼。民國5年陳其美在純三郎家中遭槍擊致死，也讓純三郎的長女民子小姐，因女僕聞槍聲驚慌失手，將襁褓中的民子墜地，腦部受損，終致殘廢一生。
孫中山逝世後，純三郎與中國的關係並未隨孫中山的逝世而中斷。自此常留在中國，與蔣中正、居正、陳中孚等中國人士有所接觸。寓居上海，先後達數十年之久，除從事報社及文化教育，並致力於中國革命史料蒐集、整理等工作。他曾於民國4年接受孫中山之託，任上海民國日報社長，其後又任廣東日報、上海江南晚報社長、日文版的上海每日新聞、上海江南正報社長及上海日語專修學校校長及上海雜誌社社長、上海大東學院院長及留滬日僑互助會等職。
戰後，純三郎繼續從事中國革命史料蒐集與整理，擬籌設「中國革命資料館」及「留學生宿舍」，以推展中日文化交流。他曾於民國43年應邀來台灣，參加先總總蔣公就職第二任總統盛典，和台灣政界人士有所往來，最後以85歲高齡逝世於東京。其未完之志再由三子山田順造繼承，順造是東亞同文書院38期畢業。在其1993年病逝前，將這批山田兄弟參加中國革命、孫中山親筆函件、簽名照片、革命志士間通信暗號、電報及中國友人來往函件等「山田家檔案」交給愛知大學珍藏。
參、愛知大學與山田家檔案
愛知大學有鑑於山田兄弟與近代中國有密切關係，遂將山田家族所捐贈的資料整理編目，並成立「孫文‧辛亥革命與山田良政‧純三郎關係資料展示室」。山田家檔案內容，有下列六大項：
一、書畫類
主要有孫中山、蔣介石、章太炎、廖仲凱、黃興、陳其美、唐紹儀、汪兆銘、何應欽、犬養毅、頭山滿及近衛篤★等當時名人的字畫，約近百件。
二、書信類
主要有孫中山關係書簡（1912－1924）、戴季陶關係書簡（1916－1938）、廖仲凱和何香凝關係書簡（1919－1957）、居正關係書簡（1930－1957）、山田純三郎關係書簡（1918－1959），以及聘書、勳位證書等，共有28類598件信函。
三、雜件類
這是山田順造生前所蒐集、整理有關近現代中、日關係史之手抄本、地圖等資料製成的膠捲，計600件，可視為山田家的藏書目錄。
四、雜誌類
經整理出的雜誌約有256種，中日圖書約1000冊。在雜誌類中有霞山會的刊物《東亞》、《霞山》及《今日中國》、《中外》、《中華週刊》、《世界週刊》、《問題與研究》等台灣與中國大陸出版的刊物，及《亞細亞復興》、《日新報》等報紙。從這些收藏的刊物中，可看出純三郎一直關心著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情勢發展。
五、照片類
照片約有800餘張，其中與孫中山及辛亥革命時期有關的人物照片，有300餘張，其餘的大多是書信類中關係人物照片。
六、錄音帶類
由山田順造一手收集、整理而成的。包括當年相關人士口述山田良政、山田純三郎的歷史，第三者（如佐藤慎一郎、岩井英一等人）論及純三郎的訪問錄音及順造的調查報告，約有85捲錄音帶。
肆、霞山文庫
愛知大學除收藏山田家檔案外，最重要的要屬霞山文庫的資料。其中又以東亞同文會的收藏及東亞同文書院的旅行報告書最受注目。
東亞同文會的收藏有同文會發行的《東亞同文會報告》、《支那調查報告書》、《支那經濟報告書》、《支那》以及同文書院發行的《支那研究》、《東亞研究》。此外，還有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東亞研究所、興亞院、台灣總督府、朝鮮總督府等所發行的各種《調查報告書》、《調查叢書》、《調查月報》、《調查資料》、《參考資料》、《統計季報》、《統計年報》等。
東亞同文書院的旅行報告書，是東亞同文書院學生的畢業論文。該校學生自第5屆開始（1905年入學），至第42屆（1942年入學）為止，即規定到最高年級3年級時，必須到中國各地作旅行調查，當時稱之為「大旅行」。「大旅行」是以2人到10人為一班，為期3個月到半年，每班各自設計調查地方、行程與調查對象、目的。「大旅行」結束後，必須撰寫調查報告書，作為畢業論文。
這批實施近40年，在中國踏過700餘條不同行程的「大旅行」，計有稿本400餘冊，原件保存良好，並已全部拍成微膠捲。整體來說，它是以一個地域為單位，圍繞商業地理、物產流通及交通情形為中心所展開的調查。內容雖是中國經濟地理，但不論當初調查的動機為何，其所遺留鉅細靡遺的「大旅行」調查報告書，應是今日研究清末、民國時代中國社會史、經濟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資料。
伍、結論
孫中山的革命事業與日本有深厚的淵源，其中和山田兄弟家族，更有著密切關係。雖然純三郎曾將他在抗戰時期，得自上海孫中山家中的大批革命文獻，於民國43年託張群帶回，藏於現中國國民黨黨史館。但如能將這批史料，再仔細考訂清楚，定能在近代中日關係未能解決的問題上，有進一步的釐清。另一方面，霞山文庫的資料，雖為日本推展大陸政策提供參考，但其也為中國保存許多寶貴資料，甚至至今依然是研究上的重要歷史文獻。（作者為本館助理研究員）
參考資料
一、拙稿，「孫中山‧山田良政‧山田純三郎關係資料介紹」，《近代中國》，期101，1994年6月，近代中國雜誌社出版
二、拙稿，「東亞同文會及其教育事業」，《中山思想學術論文集》，1995年6月，國立國父紀念館印行
三、馬場毅、黃英哲，「介紹日本愛知大學所藏中國近代史關係資料──霞山文庫與山田良政‧純三郎檔案」，《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期26，1998年9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出版
孫文、辛亥革命與山田良政、純三郎關係資料說明文
孫文、辛亥革命與山田良政、純三郎關係年表
展示室資料
展示室資料1
展示室資料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