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7月31日及8月1日，國立國父紀念館與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主辦的第一屆「近代中國思想與制度學術研討會」，假國父紀念館中山講堂召開。兩天六場次的會議，共有十七篇論文發表，共有百餘位兩岸學者及研究生，參與了這場盛會。
首位發表論文的是輔大歷史系助理教授楊瑞松，以〈歷史、認同與操弄〉為題，考察了「東亞病夫」一詞的誕生、演變，以及如何在公眾的討論及政治人物的操弄中，形塑了中國人的「自我認同」。在公眾的認知裡，東亞病夫是外國人加諸中國人的稱謂，充滿著貶抑與羞辱。康有為在〈進呈突厥削弱記序〉說：「中國與突厥乎，西歐久誚東方兩病夫矣……」，梁啟超在〈新民說〉中談道：「我以病夫聞於世界」，陳獨秀於〈新青年〉中亦言：「人字吾為東方病夫國……」，在在說明了這種意見。以東亞病夫或東方病夫形容中國，最早固然見諸於英、法等國的報刊。作者考察發現，這幾篇報導中的病夫，是用來形容甲午戰爭前後，中國國勢不振的譬喻之辭，所病者為中國之制度、官場氣息，並無羞辱中國人之意。但傳入中國後，經由公眾輿論的加工，東亞病夫於是成為中國人自我想像的一個形像，並且逐漸和個人體質發生關係，「一洗東方病夫的恥辱」也成為中國人奮鬥的目標，尤其在體育活動中，這樣的口號更是耳熟能詳，並且到今天都還持續發揮作用。
第二場研討會，政大歷史系劉季倫教授發表〈跳出歷史的「週期率」〉一文，試圖探索中國是否有希望藉由實施民主，擺脫治亂循環，邁向永治的問題。評論人劉祥光教授則提出，不論明、清的滅亡，還是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失敗，內亂固然影響深遠，但假如沒有外力的入侵，政權本身似乎還具備修補內部問題的能力。而是否要以政權更迭視為治亂循環的唯一指標，也引發了在場學者的熱烈回響。
第三場研討會，圍繞著立憲運動展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的馬克鋒教授以晚清立憲為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聞黎明先生，則以1939年的期成憲草為研究對象。檢討兩次不成功的憲政運動，對大陸學者來說似乎還有時代的意義，反應了中國大陸在面對政治改革當中所承受的壓力。中研院張玉法院士意有所指的指出，清廷未能回應社會上的立憲呼聲，導致了辛亥革命，國民政府不能滿足社會的立憲期待，導致了在大陸的失敗，相似的歷史場景如今又出現在中國大陸，前兩次的例子，應該可以給我們一些教訓和啟示。
8月1日第四場研討會的三位學者，皆以近代中國的工商組織為研究課題，其中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朱英，探討的是行規制度，檢視工商團體在法規與傳統習慣間，如何建立適應時代的遊戲規則。評論人明新科技大學張哲郎教授，對此一議題的開發相當推崇，並且以在台灣及美國的親身經歷，印證行規的約束力。
下午的第五場研討會，東海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丘為君，以〈戰爭與啟蒙：「歐戰」對中國的啟示〉為題發表論文。丘教授以為，歐戰(1914～1918)對中國的啟示概可分為四個方面，一是藉由媒體對歐戰的報導，中國從「文本」上經歷了大戰的洗禮；二是日英兩國在山東進攻德軍，使中國真實經歷了炮火洗禮，山東問題乃種下日後五四運動，影響深遠；三是透過媒體(特別是《東方雜誌》)的介紹，使中國知識界更深刻見識到西方富國強兵的內涵；最後，歐戰的慘烈，也使知識份子對西方態度轉為懷疑和悲觀。
然儘管戰時媒體對歐戰大幅報導，但究竟這些圖文並茂的分析，提供了中國知識菁英以及大眾何種「啟蒙」角色，評論人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張力教授卻暫持保留態度，同時張教授也認為，相關的國際分析、思潮引介、科技知識，早已見諸戰前的《東方雜誌》或其他刊物，歐戰對中國的啟蒙是否如此關鍵，值得再進一步深究。
本次研討會多篇論文，則已重視到傳播效度的問題，例如第二場研討會中研院近史所助研究員潘光哲〈《時務報》和它的讀者〉、第六場研討會東吳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劉龍心〈尋求客觀對話的空間──1930年代中國期刊報紙中的史學類書評〉，都分析了閱讀社群與作者之間的互動，進一步理解作者實際的影響。綜觀此次研討會，以「思想與制度」為題，討論範圍卻延伸到了工商、教育、外交、史學、女性，大大拓展了此一領域的廣度與深度。政大歷史系主任薛化元教授及國父紀念館館長張瑞濱先生在致閉幕辭時，均對此次研討會豐盛的成果感到欣慰，並期許未來進一步合作。
（作者為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附錄
研討會會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