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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期

以孫中山先生發展理論分析中國大陸「西部大開發」政策意涵/曹陽

摘要
  中共提出「西部大開發」政策的獨到之處,是想藉由開發西部的同時,一併解決東、西部差距擴大、以及演生而來的少數民族要求獨立、社會穩定及國家安全等等問題,進而維持中國大陸整體經濟的持續繁榮。中共中央制定此一政策的主要特色:是以維護西部生態環境與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為基礎,企圖透過對此二者的建設,達到改善中國西部地區在區位上的劣勢地位。藉由對投資環境的改善,吸引中國西部地區所最需要的資金與技術到西部來投資。
本文擬以孫中山先生之「西部發展」理論來分析中國自2000年以來所提出之「西部大開發」政策。並進一步藉由此一政策形成的背景、基本內涵、實質內容與發展策略等面向來解析此一政策的內在意涵。本文之章節安排如下:其一為前言,其二針對孫中山之西部發展理論進行簡析;其三為對中共「西部大開發」政策做全面性的回顧,其四是以孫中山開發西部之構想對於中共「西部大開發」政策發展的政治意涵進行評論。
  關鍵詞:孫中山、發展理論、西部大開發、政策分析
一、前 言
  關於 國父 孫中山先生的發展理論思想,主要是要謀「速進之良機」,以「非常之速率」,來謀求「突飛之進步」,使中國能用最短時間與歐美並駕齊驅「共列於世界文明之林」。同時,他也主張應注意社會、經濟等的均衡發展,強調應「取文明之善果,而避其惡果」。1在人口問題上,主張以發展經濟來擴大就業,改善人民之生活,在區域經濟之發展上,提出向內地及邊疆「殖民拓業」,以「發展西南」;「更謀西北之發展」,以實現沿海與中西部地區之協調發展。  
  國父 孫中山先生的發展理論首先基於救治中國之積貧積弱,因此「救貧」乃為中國最要緊之工作。他曾說:「中國是世界上最窮最弱的國家」,四萬萬人中「至少總有三萬萬人朝不保夕,愁了早餐愁晚餐」2。針對當時中國之國力, 國父孫中山曾作出判斷:「中國今日情形在上下交困,大家都窮」、「外國患不均,中國患貧」3。因此,要從根本上救治貧窮,唯有興實業、開富源,以謀求經濟之發展。  
  在探究中國貧弱之根源時,國父 孫中山先生指出:「中國之物產豐富,人民眾多,其實業不發達之原因,實由於政治之障害:其一為國內政治的蔽錮,阻礙了人的智能之發揮和自然資源的開發;其二為國際政治的壓迫,中國向來與外人所訂條約不良,喪失主權,中國每年因為洋貨侵入,外國銀行發行紙幣,外商在華特權經營等造成的損失,總共不下十二萬萬元。」4因此,要救貧還需要能圖強,以謀求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的幸福安全,首先,必須實現民族之獨立和國家之強盛。  
  本文擬以國父 孫中山先生的發展理論來分析中國大陸自2000年來所提出之「西部大開發」政策構想。並進一步藉由此一政策形成的背景、基本內涵、實質內容與發展策略等面向來解析此一政策的實質內在意涵。本文之章節安排如下:其一為前言,其二為對孫中山先生之發展理論進行簡析;其三對中共「西部大開發」政策做全面性的回顧,其四是以孫中山先生開發西部之構想對中共「西部大開發」政策發展的政治意涵進行評論。
二、孫中山先生的發展理論
(一) 孫中山先生發展理論之起源
「孫中山發展理論」是國父 孫中山先生對落後國家應如何尋求國家發展的一種想法、一種策略,也是國父 孫中山先生在創建中華民國的奮鬥過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的思想體系成果。5而國父 孫中山先生的思想體系也是他累積畢生的建國經驗所形成的智慧結晶。對於此一思想體系的結晶,也蘊含在他的建國大綱、建國方略和三民主義演講之中。6 
  另外,國父 孫中山先生在實業計畫中所擬定的目標主要是為使人民生活富裕、增進國防實力及實現世界大同的願望。因此,其在實業計劃中所提出之十要:包括有開發交通、開闢商港、興建鐵路、發展水力、冶治鋼鐵、發展農礦業、灌溉蒙古新疆、造林於中國北部與中部、移民東北與西部邊疆地方等方案,7其每一項計畫無一不皆與中國生態環境與天然資源相結合。
  由中山先生的實業計畫內容來看主要是透過國際合作一同開發中國的方式進行,可稱得上是倡導國際經濟合作的先驅,其所著眼的是全體人類的福祉,主要是以民生主義為核心的經濟建設計劃,也可以稱為解決世界問題的有效方案及發展國防工業的建設計劃8。另外,陳文政則指出孫中山發展理論對中國大陸的發展面項方面首先必須先考慮到國家發展的外部制約因素並且增強國家發展所需的內部動員力量問題。9  
  另,中山先生的發展理論之內涵可歸納如下:10
(1) 追求民族平等
  孫中山認為成為一完全的民族國家是未來努力的目標,因為當時沒有一個少數民族有足夠的能力保護自己免於遭受帝國主義的武力威脅,所以唯有漢民族以語言、血統、文化等自然力來同化其他境內民族成一中華民族,中國成一民族國家才得以生存。加強民族同化,也可徹底解決國內民族問題。11而彭堅汶則認為意識型態與國家建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12,如同孫中山認為唯有三民主義可以救中國是同樣的道理,以主義做為主導的意識型態即可凝聚大眾的力量,並可藉以凝聚眾力共同奮鬥。

(2) 爭取國際地位平等
  除了要採取抵抗帝國主義的民族經濟革命外,堅實中國的國防才是最基本的作法。中國在強大的帝國主義壓迫下不得不現代化,面對外來的武力威脅,周簡文認為在民族、政治、外交、經濟、交通、疆域、財政、社會、文化、教育、科學等方面皆有所著力,中國的國防才能長立。綑綁住中國的不平等條約若不能廢除,中國則沒有現代化的機會,還可能亡國滅種。

(3) 發展國家資本與國營事業
  一方面扶植國營事業,一方面也要輔導民營事業。『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13,工業化之後資本累積可以更加快速,而當時的中國只有少數資本家有足夠的生產工具,但仍不足以富民強國。於是孫中山主張由國家集結資本辦興利大事業,所得由全民共享;與民生有關物資,要辦到人人買的起而且都便宜,如糖、鹽、織造等。國營事業經濟活動的目的,在於保障大多數人的幸福,是一種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產業組織14。但是政府對於民營企業自始即採取獎勵的態度。

(4) 吸引外資
  與技術對外貿易展開才能增加國內的資本累積,但是生產需要的成本國內並不足以自給,再加上歐美工業革命已有百年歷史,機器的使用與發明比中國進步太多,所以孫中山認為能夠引進外資與技術是最便利的捷徑,但是引進外資只應用在可以興利的事業。他認為要發達交通礦業和工業照當時中國的資本學問和經驗是作不來的,當以國家政權為主體,引進外資為我所用,來加快中國現代化的步伐,可是原則是發展之權必須「操之在我」。15另外,因為當時中國缺少機器及設備,同時也並沒經過類似英國工業革命式的洗禮,在各方面條件都欠缺的情況之下,於是國父 孫中山先生在「實業計畫」中提出當時之中國必須吸引及利用歐美之資本,以作為開發中國生產工具之基礎,包括原料、設備、機器、資金等。16
(5) 平均地權與節制私人資本
  預防性的社會革命;孫中山說『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17也就是,節制私人資本才可防止私人大資本對經濟和利益的壟斷,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土地「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於國家,為國民所共享」,此為平均地權的真義。「定地價」與「漲價歸公」是實施方法。18孫中山平均地權主張之提出,係有鑑於歐美社會貧富不均之最大問題係土地與資本問題不能得到解決。
(二)、孫中山先生發展中國「中西部戰略構想」
對於國父 孫中山先生發展中國中西部的戰略構想,由實業計劃的內容中可以看出端倪,但推溯其所著實業計劃的由來,其著眼點主要是在吸引外資。國父 孫中山先生在其實業計劃中提到,「為從事民生主義經濟建設,必須制定經濟計劃,同時為了解決我國資本不足問題,必須引用外資。」19而這兩者之間又互相關聯,為了吸引外資,必須提出具體之計劃。
在此情況之下,國父 孫中山先生乃於民國8年提出了實業計劃,此計劃原為英文本,原題為「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20,目的是希望藉由此計劃的提出,吸引各國龐大之資金到中國投資,以助長中國實業之發展。 
國父 孫中山先生並認為要使此計劃能順利進行,必須分為三個步驟,21第一,投資之各國政府,務須共同活動,統一政策,組成一國際團,運用各國管理及技術人才,令其設計有系統,用物有準度,以免浪費,以便工作。第二,必須設法得中國人民之信仰,使其熱心匡助此舉。第三,與中國政府開正式會議,以議定此計劃之最後契約。 
國父 孫中山先生提出實業計劃,距今已快90年,但其內容之具體可行,並未因時過境遷而減色。中山先生當年亦曾將此計劃分送各國政府及有關人士參考,希望獲得他們的贊助,亦曾獲得有關人士的覆函;表示讚佩,但由於當時國內仍未統一,因而始終未能見之於具體的行動,深為可惜。 
  另外,國父 孫中山先生針對發展中西部地區特提出兩點財經措施22:
  (1)專設興農、殖邊銀行,提供金融支持
  中山先生在民國初年(1912年3月)就曾明確指出:「西北之荒蕪,一如其故,此無他,無特別金融機關以為之融通資本故耳。」23因此,「創設興農、農業、殖邊等銀行,實屬方今扼要之圖」24。中山先生把西北經濟凋零、貧窮的原因歸結於金融機構缺乏實有相關之處,但其根本原因則是在於封建制度以及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的殘酷掠奪。雖然如此,中山先生所提出的創設民族金融機構以資濟西北經濟開發大業的設想仍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積極的一面。
(2)撥出專款扶持建立開發西北的實業公司和科研團體
民國成立初期,由於海關仍掌握在帝國主義手中,稅款被扣留,拒不上交國民政府,地方賦稅也遲遲滯交。在民國財政十分艱難的情況下,中山先生仍然主張對有關開發西北的實業公司和科研團體給予財政支持。如1912年,黃興等人籌辦專門研究開發西北農牧業的拓殖協會,中山先生大力支持,認為“拓殖協會之組織,自是謀國要圖,國家應予協助”25,應由政府籌款補助,以資早日成立。並指示財政部門每年撥款30萬元,列入國家預算,作為拓殖協會經費,足見中山先生從實踐上關注西北經濟的開發與建設。 
  由上述兩點說明,可見國父 孫中山先生關於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思想及構想,代表了那個時代對西部問題認識的高度,除充份表現中山先生個人的遠見卓識之外,也由歷史發展中證明其構想所具有的科學性和合理性。  
(三)孫中山發展理論在中共「西部大開發」政策中的實踐與運用
  國父 孫中山先生發展理論最偉大之處,便在於中山先生對民族主義之看法,中山先生推翻滿清就是要以實行民主共和之政體取代專制極權的統治方式,以四萬萬人民當皇帝來代替一個人當皇帝。另一方面,中山先生也反對帝國主義欺侮中國,他要求取消不平等條約的限制,爭取其他國家能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因此,當日本興起之時,他曾在「大亞洲主義」一文26中告誡日本人要做「東方王道之干城,勿做西方之鷹犬」27。  
  當年 國父 孫中山先生所講民族主義時,除強調要恢復民族之自信心和自尊心外,更期盼國人能團結一致,迎頭趕上西方列強。另外,更重要的是「要以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來規範民族主義」28,對內主張各民族地位一律平等,對外則主張國家間之自由平等。以當今之術語言之,即中山先生之主張可說是「公民的民族主義」,而非「種族的民族主義」。
  研究國父 孫中山先生的發展理論,必須先注意中山先生在其所演講的「民權主義」曾提出的警告,他說:「中國的社會既然和歐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會的政治,自然也和歐美不同,我們不能完全倣效歐美,照樣去做,像倣效歐美的機器一樣。」、「所以中國今日要實行民權,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倣效歐美,要重新想出方法。如果一味盲從附和,對於國計民生,是很有大害的。因為歐美有歐美的社會,我們有我們的社會,彼此的人情風土,各不相同。我們能夠照自己的社會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出,社會才可以改良,國家才可以進步。」29基本上,中山先生認為中國的國情和歐美的國情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必須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國家發展之路。而其所提出之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民權初步等創見,正是試圖帶領著中國人民走一條屬於中國人民,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之路。  
  更進一步來說,國父 孫中山先生的發展理論在本質上可稱得上是具有多面向、開放的、可驗證及討論的理論。在價值體系上,它不但融合了中西文化,肯定與追求民主;而在分析架構上,它所提出之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也提供了建國和治國的宏觀發展願景;在計劃體系上,它強調權強區分的重要性,中央與地方之均權體制,並要求應重視地方自治與社會福利政策;在發展體系上,它追求的是王道的民族主義、中道的民權主義和均富的民生主義。而其欲達成的終極目標則是中華文化中所強調的世界大同的境界。
三、中國大陸「西部大開發」之政策回顧
追溯中共「西部大開發」政策的源起,在80年代初,鄧小平提出區域發展「兩個大局」的戰略思想是理論產生的遠因。30當時鄧小平為了要打破平均主義,打破 “大鍋飯”,認為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其認為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的構想必須是由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後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31因此,「西部大開發」政策的遠因是為了要擺脫全國性的貧窮問題。 
  到了90年代後,隨著改革開放政策在東部地區的實施,雖使中國大陸在經濟發展上得到一定的成果。但在此同時,中國大陸也付出了東、西部差距日益擴大,經濟發展日趨飽和,及中共與少數民族之間的民族矛盾問題日趨嚴重的代價。再加上國際上分離主義的威脅不斷,中共中央在維護社會穩定與國家整體安全的整體考量下,認為有提出開發西部的必要。32從2000年1月起,中共陸續提出了一系列「西部大開發」政策,其政策的主要內容都圍繞在解決中國大陸的區域差距、社會穩定及民族團結的範疇。因此,「西部大開發」政策的近因也就從單純的脫困轉變成解決包括區域經濟發展、維持社會穩定及少數民族因素在內的多重問題。33由上述對中共「西部大開發」政策形成之因素及政策思路之探討,將有助於吾人對中共中央在2000年1月1日後所提出的一系列「西部大開發」政策實質內涵及特色之瞭解。
由中共「西部大開發」政策主要特色中可以發現,其目的是在於透過維護與加強西部地區生態環境及基礎設施的建設為基礎,並企圖透過對此二者建設的力度,改善西部地區在中國整體區位中的先天劣勢地位。並希望藉由改善西部地區的投資環境,吸引目前西部地區最需要的資金與技術到西部來投資。 
  首先,以地理上來區分,西部開發的政策適用範圍,包括重慶市、四川省、貴州省、雲南省、西藏自治區、陝西省、甘肅省、寧夏回族自治區、青海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內蒙古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等12個省區市。34
中國大陸的西部地區為12個省區市,面積545萬平方公里,佔中國大陸面積的56.8%;人口2.85億,佔中國大陸人口的23.1%。35其中也包括藏族所居住的青藏高原(含多民族雜居區)總面積250萬平方公里,佔中國大陸西部大開發區域的45.87%。36 
在「西部大開發」政策內容及實際運作上,中共認為在生態環境問題方面,要解決西部生態環境上的關鍵問題,就必須先解決水的問題。中共為解決此一問題,提出了南水北調的工程規劃。37從長期看,西部和華北地區的經濟發展對水資源的需求量將會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而增長,現有的調水方案均不可能保証北方地區對水的長期需求,而必須有後續的調水方案給予支援。同時,每一次調水規模的擴大和線路的延伸都可以通過發電量的相應增加而獲得新增發電收入以籌措工程投資資金,透過此滾動發展的原理38,除了可解決西北地區長年缺水的問題,同時也解決長江及黃河兩大水系的水資源分佈的結構性不平衡的問題。
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大陸在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所造成國土環境惡化情形非常嚴重。南水北調工程所顯示的另一層意義在於,目前中國大陸已具有一定國力,對於以前所造成國土的環境惡化問題,有能力進行國土的整治工作。39中共評估透過南水北調工程實施後,除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外,還將產生顯著的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可促進大陸西部國土資源、礦產資源的綜合開發和黃河上中游乾旱地區的全面繁榮,改變老、少、邊、窮地區落後面貌,對防止沙漠侵掠、增強民族團結,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經濟意義,同時為保持本世紀西北地區持續穩定發展,進一步縮小東西部地區差距提供了保障。 
此外,政策的另一重點,是基礎設施的建設。由於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相比時,區位處於劣勢的地位,若要吸引外資企業到西部地區投資,必須先透過基礎設施的建設來改善投資環境。此外,由於近年來,東部地區的發展進入飽和的階段,加上國際上出現全球性經濟不景氣的影響,為保持經濟的持續成長,必須採取擴大內需的策略。40因此,中共從事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是採取以政府投資重大公共工程的方式,來興建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其政策實行的主要目的是藉由改善西部地區投資環境劣勢的問題,達到擴大內需與吸引資金與技術到西部投資的目的。
「西部大開發」政策內容另一項特色是強調開發的可持續性。有鑑於當年東部發展時所遭遇到的最突出的問是就是發展的不可持續性,及市場和主要生產要素沒有與當地經濟結合起來,這樣發展的結果,造成必須不斷地靠外部再投入才能維持經濟的發展。41對這樣方式的反思,中共在開發西部地區時,則著重於二點:第一、發展必須是可持續性的,可自我維持的,通過市場的選擇與當地資源相結合。在此一基礎之上,政府要鼓勵、引導,主要是提供環境,加上人力素質和基礎設施的提高。第二、中央財政一定要給它某種支援,因為它還比較落後,有某種扶持才能有一定水準,這種支援的方式要能產生變化,也一定要是可維持的。
為配合可持續發展策略的推行,中國大陸西部地區發展生態旅遊業確實是西部地區值得優先發展的優勢產業。由於西部地區的資源開發條件,受到交通運輸困難、區內市場狹小等因素制約,使西部工業的發展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難以形成競爭力,最具全局性戰略意義,有條件成為托起西部地區經濟的超級產業的就算是生態旅遊產業。42另一方面,西部地區生態環境極度脆弱,而又肩負中國大陸和周邊國家可持績發展的生態屏障、以生態旅遊為龍頭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將是其發展的必然選擇。同時,大力發展旅遊業,有利於提高西部地區具有競爭優勢的醫藥產業、西部特色農業、民族手工業等產業;也能通過帶動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帶動西部地區建築及相關產業的發展。 
  至於民族發展問題方面,雖然中國大陸西部地區在經濟上與東部地區相比,處於劣勢的地位,但是相較於境外鄰國時,卻處於優勢的地位。再加上位於緣西中國經濟帶上的境外國家,基本上都處於輕工業技術落後、消費品短缺的狀態,賣方市場43的特點十分明顯;境外、境內在工業結構內部存在明顯的互補性。所以,中國大陸若能促進緣西中國經濟帶的全面開放與合作,將可使中國大陸西部地區尋找輕工業技術相對較低、消費品短缺的合作區域的最佳選擇,也是輸出過剩工業品並引進優勢重工業技術的理想空間。
中國大陸西部地區的發展優勢在於,加大對輕工業的扶植和幫助力度,使之與境外國家相比更有優勢,同時加大沿邊開放的力度,促進緣西中國經濟帶邊境內、外的經濟、技術和貿易合作,也可以解決中國大陸西部部資金缺乏的問題。44將對中國大陸西部地區經濟增長速度的提高和西部大開發產生積極的、持久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大陸西部少數民族與境外國家在文化上、民族淵源、宗教信仰、地理位置等方面極為相似,加上中國大陸西部地區位置十分有利,處於中亞、西亞、南亞及西伯利亞的接合處,歷史上就是中西交通的必經之地,與鄰國開展邊貿,或從鄰國轉口進行外資活動,比內部貿易運距小、成本低。45從今後發展前景看來,發揮中心城市主導的功能,積極拓展邊境貿易,將是中國大陸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一個可行的方向。
加強「邊境貿易」的開展也是西部開發政策內容中吸引資金的可行方式。除了吸引三資企業到邊境興辦企業外,也鼓勵週邊國家和地區的資金到中國建立三資企業,並藉由資金的流通與集中,解決西部地區資金缺乏的問題。例如,鼓勵一些大型的、信譽良好的企業到境外設店,藉此帶動民間資本到境外拓展空間,緩解中國大陸國內商品供過於求的情況,帶動勞務和技術的輸出,換取資金的積累。同時採取優惠措施吸引沿邊國家和地區的資金到中國大陸投資,此不但能為該地區帶來開發所需要的資金、技術、人才、原材料以及商品,對於改善中國大陸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經濟關係,甚至維護區域間的安全也具有重大意義。
四、孫中山發展理論在中共「西部大開發」政策的實踐與運用
  首先,國父 孫中山先生認為“不完全打倒目前極其腐敗的統治而建立一個賢良政府,由道地的中國人來建立起純潔的政治,那麼,實現任何改進就完全不可能的。”46因此,中山先生主張先通過民主革命,推翻清政府,再圖建設。起初,中山先生還把對滿清政府腐敗、屈降的不滿與滿清政府允予用西法改造中國,並在西北築造鐵路、屯墾實邊、開河種樹、集商舉辦等設想相調和,它主要表現在中山先生於1891 年前後所著的《農功》與1894 年《上李鴻章書》的內容中。47等到這些要求皆遭到滿清政府的拒絕後,孫中山先生才決定進行民主革命以阻止列強對包括西部邊疆在內的中國領土的“蠶食鯨吞”、“瓜分豆剖”,以圖“振興中華,維持國體”。48  
  其次,國父 孫中山先生所擬訂的西部建設計畫遠遠超過了此前設想,構成了一幅追趕歐美先進國家的理想藍圖。中山先生建設西部的主要著眼點是交通建設,尤以鐵路為主。1899 年,在列強掀起第一次瓜分中國領土和鐵路高潮之際,讚賞西方“已視鐵路為命脈”49的孫中山,親手繪製了《支那現勢地圖》,對“其已割之岩疆,已分之鐵路,則用著色表明,以便覽者觸目驚心”50。他規劃出中國須速建28條鐵路與外國競爭,其中通往陝西、甘肅、四川、雲南、西藏者有16 條,占總數的57%以上。51  
  1911 年前後,列強又掀起第二次瓜分中國鐵路狂潮,許多革命黨人大聲疾呼迅圖築路救亡。陝西《關隴》、《夏聲》等雜誌發表《論鐵路與西北的關係》、《興辦西北實業要論》等文章,皆認為“為西北計,鐵道實維新第一政策”,鼓吹“西北者,中國之屏障也。欲保存中國,必先充實西北,欲充實西北,不可不敷設鐵路,“西北鐵路,我若不自經營,他人必將越俎代庖,攫我路權,入我腹心,以實行侵略政策也”52。黃興也認為“西北進行之障礙,交通上實一大原因。故鐵道政策,實為今日必要之圖也。”53  
  國父 孫中山先生正是適應了上述要求,在1912 年制定的鐵路建設計畫確定“先從西北築起”,其所設想的南、中、北三路,其起點皆在出海口,其終點則都在西部。541913 年,孫中山還建議趕築貫通蒙藏之鐵路,名薩臣鐵路,他認為此路一旦修成,“不惟蒙藏交通上大有裨益,即軍事上亦種種便利”。55  
  在1917-1919 年擬制的《實業計畫》中,國父 孫中山認為“民欲興其國,必先修其路”,“交通為實業之母,鐵道又為交通之母。國家之貧富,可以鐵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樂,可以鐵道之遠近計之。”56   
  因此,他構建了一個龐大的鐵路計畫(擬建鐵路七大系統),共20 萬里,106 條線路,其中通往西部者51 條,占總數的48.1%強。57除鐵路外,《實業計畫》還規劃修浚黃河及其支流、陝西的渭河、粵桂的西江以及聯結西部諸河流的原有運河。修浚後的西江,將使廣州與南寧間水道暢通,“無間冬夏”。移民墾邊、增修水利、擴大灌溉面積、育樹造林等,對西部地區十分緊要。19 世紀90 年代,中山先生就已設想在西北“仿古人屯田之法,凡於沙漠之區,開河種樹,山谷間地,遍牧牛羊,取其毛以織呢絨、氈毯”。58還聲稱要到新疆“察看情形,何處宜耕,何處宜牧,何處宜蠶”,以便“招民開墾”。59  
  在《實業計畫》裏,十項總的建設項目就有“蒙古、新疆之灌溉”、“於中國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移民於東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三項60;並且計畫於黃河及其支流等西北河流傾斜之地廣植樹木,“以防河流之漂卸土壤”61即防止水土流失,保護生態環境,這些較前顯然擴充了內容。較多地開發西部礦產,成為《實業計畫》的新增醒目內容。  
  諸如四川、雲南之鐵銅礦,甘肅、新疆之石油,雲南個舊之錫礦,新疆和闐之玉礦等等。國父 孫中山先生認為西北地方的礦業主要是油礦(石油)開採業。他指出中國將來工業發達起來,汽車工業也會有一個大發展,“待至中國將來汽車盛行之時,煤汽之需用或增至千倍。當此歐美各國煤油正在日漸減縮,由外國輸入之煤油、煤氣,斷不足以供中國之需要,此所以在中國以開採油礦為必要之圖也。”62  
  關於各種礦產的具體開發形式,中山先生主張:在鐵礦產地及其附近建立鋼鐵工廠、冶鑄機廠和農器製造廠;在石油盛產之地,“皆宜用油管辦法”,把石油產地與其他工業中心聯絡起來,以使其輸送與分配於各地,更為便利。63再次,中山先生的開發西部計畫,是建築於謀致東西和中外的連接與互補的架構上。縮小乃至消除較發達的東部與較落後的西部之間的差距與隔離,近代先進人士曾有計及,中山先生更多地擘劃了通過交通尤其是鐵路建設來加強東西聯系與互補。按計劃,通往西部的鐵路都與擬建的北方、東方、南方大港相連接,呈橫貫東西之勢。如建築於直隸灣的北方大港,通過西北鐵路系統,8 線中有7線以西北為終點。64  
  作為東方大港的上海,通過整治揚子江,加強上海與武漢的聯繫,而武漢因又與西部四川、貴州、陝西、甘肅等省貿易密切,故成為“中國中部、西部之貿易中心”。65南方大港廣州則通過改良水路系統,建設西南鐵路系統,與廣西、雲南、四川、貴州等西部省份連成一氣,使得廣州“於西南各省全部之繁榮為最有用者也”。66國父 孫中山先生認為西部本來物產豐盈,僅因交通運輸缺乏委為荒壤,“倘有鐵路與此等地方相通,則稠密省區無業之遊民,可資開發此等富足之地,此不僅有利於中國,且有以利世界商業於無窮也。故中國西北部之鐵路系統,由政治上經濟上言之,皆於中國今日為必要而刻不容緩者也。  
  複次,對西部的開發,國父 孫中山先生以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為主要依託。早在1891年前後,中山先生在談到開墾西北時,就以“年來英商集鉅款,招人開墾於般島”為例,微露出利用外資開發落後地區的意向。1912 年中山先生擬制修路計畫時,即聲稱“取開放主義”,明確提出須利用外資、外國人才、外人方法,且認為“最好是批給外人包辦”,並將從廣州到成都、從廣州到雲南大理、從蘭州到重慶、從長江到伊犁,即擬修築的三分之二的幹線,列入對外開放專案。  
  國父 孫中山先生在《實業計畫》中更斬釘截鐵地表示:中國“舍國際共同開發中國實業外,殆無他策”。67他指出建築西南、西北兩大鐵路系統,“於中國人民為最必要,而於外國投資者又為最有利之事業也”68。中山先生特別寄望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列強將“戰時宏大規模之機器,及完全組織之人工,以助長中國實業之發達,而成我國民一突飛之進步”。但他強調“惟發展之權,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69他要實現的是:“蓋欲使外國之資本主義以造成中國之社會主義,而調和此人類進化之兩種經濟能力,使之互相為用,以促進將來世界之文明也”。70  
  有關國父 孫中山先生上述的發展觀點,確臻於中國近代先進人士開發西部思想的最高水準。71它不再側重於軍事,而是著重於經濟,其目的在於改變西部貧窮落後的狀態,增強國力,發揮後發優勢以實現趕超;在開發方法上,不是舊式的駐軍屯田,而是通過大鐵路、大農業、大工業等現代化手段來綜合治理西部,使西部與全國其他地區一起發展,進而徹底改變中國貧困落後的面貌。72它是主動開發西部同謀求中國獨立、民主、富強的較高層次的結合,它的發展理論留給後人不少興味深永的智慧,並有它的可貴前瞻性,也反映了中山先生改造中國的偉大抱負和苦心、以及對中國大陸西部地區的深切關注。
五、中國大陸「西部大開發」所顯示之政治意涵
  (一)「西部大開發」政策的提出在中共意識形態上,所顯示的意義,是代表中國大陸目前已從鄧小平「兩個大局」中的第一個大局轉入第二個大局。基本上,改革開放至今,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發展基本上是按照當初預想的進程在第一個大局階段中進行。東部沿海地區在經過20多年超常發展,發展水準大幅度超過西部地區,西部地區發展相對緩慢,造成東西部之間差距越來越大。因此,中共中央作出實施西部大開發的決定,表明其認為中國大陸區域經濟現在應當適時的從西部服從東部的第一個大局階段,轉入東部服從西部的第二個大局階段。 
(二)「西部大開發」政策的內容,多半是以經濟為主要考量因素,反映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邏輯過程。馬克思認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由馬克思的這一段話,不難發現中共「西部大開發」政策的著眼點為何是以經濟為主要考量因素。除了反映政策中縮小東西差距的決心外,另一方面,也可從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基礎改變,上層建築也就跟著改變」的邏輯辨証中得到印証。 
(三)在民族問題方面,民族問題是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基礎。中共「西部大開發」政策對中國少數民族的意義,主要是著眼於加強民族團結、維護社會穩定和鞏固邊防等三個主要基礎上。中共中央相信正確處理好西部地區少數民族問題,對中國大陸整體社會的穩定和國家邊境安全都具有正面的意義。因此,中共所採取的方式是藉由西部開發政策的推動,促進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縮小東西部的差距,以達到維護社會穩定的目標。此一推論基本上是好的,但是,若中共可以在制定政策時能多徵詢並聽取少數民族的意見。相信如此的「西部大開發」政策對西藏及西部地區少數民族而言,才更具有意義。並且透過少數民族認同後的政策,相信更能達到經濟繁榮、社會穩定及國家安全的目的。 
(四) 人才的培肓是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當務之急。如果說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初期,所進行的東部開發是靠政策優惠和區位優勢而快速發展起來的話,在今日絕大多數產品市場已飽和,傳統產品發展空間已很小的情況下,西部開發如重新走發展一般傳統產業的老路,勢必受到市場的制約。加上中共中央提出西部開發必須建立在減少對資源掠奪性開採和減少對環境污染的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指示;今後西部開發培養西部地區人才及吸引人才到西部工作,應是中共當前發展西部地區的首要工作。不但必須使目前西部中心城市聚集的科技潛力充份發揮出來,也要以起動經濟發展做為吸引優秀人才到西部地區服務的目的。 
(五)加強東、西地區之間的經濟合作。中國大陸西部地區的發展是中國現代化的重點和難點所在,沒有西部的現代化就不可能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因此,實施西部開發及加快西部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不僅僅是西部地區的事情,也是東部地區的責任更是東部地區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新機會。協調東部的現代化和西部大開發,能夠全面啟動中國內需市場,促進國民經濟新一輪增長,大大加快中國大陸現代化的進程。
中國大陸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地域和資源狀況具有極大的差異性和互補性存在。只有依附東部地區的廣大市場來執行的「西部大開發」政策,西部地區的比較優勢才能得到充份的發揮,西部資源的開發也才能實現最高的經濟效益,若西部特色農產品、綠色食品無法有效進入廣大東部消費市場,也將難以發揮其最高的價值。從此一意義上來說,中共所提出的「西部大開發」政策也就是要依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規律來進行中國大陸東、西部之間的資源大轉換、生產要素及商品的大流動、和全方位的東西部大協作的交換過程。
六、結論
  國父 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強調,中國之所以能久立於世界之上,在於歷史上一直堅持民族主義,使各民族融合為一族;在於堅持了民權主義,反對專制、以民為邦本;在於堅持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使貧富間不致過於懸殊。但是因為民族無平等之結合,民權無確立之制度,民生無均衡之組織。所以,沒有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而國父 孫中山先生相信三民主義彌補了這些缺陷。因此,他所提出之三民主義為唯一的救國主義。他能促進中國在國際舞台上與列強各國在外交、經濟、政治上地位的平等,使中國永久適存於世界,所以他的主義是救國主義。
另一方面,國父 孫中山先生也認為:「歐美有歐美的社會,我們有我們的社會,彼此的人情風土,各不相同。我們能夠照自己的社會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出,社會才可以改良,國家才可以進步。」基本上,中山先生認為中國的國情和歐美的國情是有所不同的。因此,必須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國家發展之路。而其所提出之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民權初步等創見,正是試圖帶領著中國人民走一條屬於中國人民,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之路。
  而中共提出「西部大開發」政策的獨到之處,是想藉由西部的開發,同時解決東西部差距擴大、及衍生而來的少數民族、社會穩定及國家安全等等問題,並維持中國大陸整體經濟的持續繁榮。中共中央制定此政策的主要特色是以維護西部生態環境與加強基礎設施的建設為基礎,並企圖透過此二者的建設,改善西部地區在區位上的劣勢地位。藉由投資環境的改善,吸引西部地區最需要的資金與技術到西部來投資,此與中山先生之開發中西部之構想內容基本上並無二致,也可以說是國父 孫中山先生開發中西部構想的具體實踐。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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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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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民日報
1 孫中山,國父全集第一冊,台北: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訂,1973年,頁32。
2 同前註,284頁。
3 同前註,第26頁
4 孫中山,國父全集第一冊,台北: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訂,1973年,49頁。
5 熊家珮(2005)。孫中山發展理論與依賴理論之比較研究。國立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頁76-79。
6 曾虛白,1978,國父思想對時代貢獻,台北:幼獅文化,頁207-208。
7 周簡文,1982,實業計畫之研究,台北:台灣中華書局,頁5。
8 同前註,頁267-275。
9 陳文政(1988)。從發展社會學的理論觀點論三民主義國家發展策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頁87。
10 參考熊家珮(2005)。「依賴理論」與「孫中山發展理論」。國立政戰學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1 黃城,2004,孫中山思想與國家發展的整合研究,桃園:鍾郡出版,頁110。
12 彭堅汶,1993,孫中山政治發展模式與經驗之研究,台北:時英出版,頁69。
13 孫中山,國父全集第一冊,台北: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訂,1973年,頁384。
14 胡文川,1988,民生主義經濟制度特質與實踐之研究,台北:正中書局,頁138。
15 陳延輝,1972,國父發展國家實業理論的研究,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頁38-42。
16 同前註,頁43。
17 孫中山,1984,國父全集第一冊,: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訂,1973年,頁624-625。
18 周簡文,1982,實業計畫之研究,台北:台灣中華書局,頁61-62。
19 孫中山,1984,國父全集第一冊,: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訂,1973年,頁702-704。
20 曹伯一等編著,國父思想(全),三民出版社,1987年1月,頁180。
21 同前註,頁181-182。
22 匡思聖,「孫中山文化思想」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化變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頁200-202。
23 參見西部開發課題組主編,中國西部大開發指南下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6月,頁2116。
24 同前註,頁2117。
25 西部開發課題組主編,中國西部大開發指南下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6月,頁184。
26 1924年11月28日,孫中山先生於日本神戶高等女校演講時提出「大亞洲主義」,目的是希望亞洲各國能夠團結聯合,發揚王道文化,共同對抗西方的侵略主義,霸道文化。
27 同前註。
28 劉文仕,「從中山先生大亞洲主義的觀點分析-以歐盟模式建構兩岸次國家區域整合的一種可能」,國父紀念館館刊,2006年5月出刊。
29 張其昀,1961,三民主義的理論,台北:中華文化,頁76-78。
30 節錄自「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拿事實來說話』,1986年。
31 節錄自「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中央要有權威』,1988年。
32 在2000年10月時,中共所提出的「十五」計劃中就將經濟發展、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地區協調發展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皆被列為在未來五年內工作的重點目標。並希望西部地區在基礎建設推展、生態環境強化、政策傾斜及平衡區域經濟發展上能發揮經濟、社會與政治多方面的功能。
33 從中共的「十五」計劃可以看出,「西部大開發」政策的近因比起鄧小平「兩個大局」時期,所面臨到的困難與必須解決的問題相對來說是更加的複雜也多變,值得深入研究。
34 西部開發的政策適用範圍,包括重慶市、四川省、貴州省、雲南省、西藏自治區、陝西省、甘肅省、寧夏回族自治區、青海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內蒙古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實施西部大開發,要依託亞歐大陸橋、長江水道、西南出海通道等交通幹線,發揮中心城市作用,以線串點,以點帶面,逐步形成我國西部有特色的西隴海蘭新線、長江上游、南(寧)貴(陽)昆(明)等跨行政區域的經濟帶,帶動其他地區發展,有步驟、有重點地推進西部大開發。
35 參見《2000年中共年報》,頁3.67,以及中共領導人有關西部大開發戰略相關論述等。
36 「國務院召開會議確定關於西部地區開發全局重點工作」,人民日報(北京),2000年,1月24日第1版。
37 江澤民強調西部大開發經濟政治意義」,水資訊網 http://www.hwcc.com.cn,2000年6月23日。
38 許鋼等著,「南水北調方案的戰略選擇」,戰略與管理,2005年2月,頁21-22。
39 張修真主編,南水北調,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頁65-67。
40 中國在西部新開工建設“十大工程”,2004年10月26日,多維新聞網http://www.chinesenewsnet
41 參見張修真主編,南水北調—中國可持續發展的支撐工程,2003年6月,(北京)第1版,頁59。
42 參見韓寶燕,「西部大開發要突破三大障礙」,民族團結,2005年第6期,頁19。
43 所謂賣方市場是指,由於市場處於短缺經濟時期,物資緊缺,產品品種單一,供不應求,市場上以提供產品的廠商及供應商為主導的地位。
44 董藩,「構建緣西邊境國際經濟合作帶」,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頁19。
45 參見王維芳,「邊城二連浩特改革開放的發展」,蒙藏地區現況雙月報,第9卷第5期,蒙藏委員會編,2002年9月。
46 孫中山,國父全集第三冊,台北: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訂,1973年,頁42-43。
47 孫中山,國父全集第一冊,台北: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訂,1973年,頁3-6,8-18。
48 孫中山,國父全集第一冊,台北: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訂,1973年,頁21-22。
49 同前註,頁14。
50 同前註,頁188。
51 孫中山,國父全集第六冊,台北: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訂,1973年,272頁。
52 王忍之等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3 卷,上海:三聯書店,1977 年,第381-389頁。
53 黃興,黃興集,中華書局1981 年版,第269 頁。
54 孫中山,國父全集第二冊,台北: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訂,1973年,468頁。
55 王耿雄等編:《孫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第454 頁。
56 同註3,頁383。
57 依孫中山,國父全集第六冊第261、319-320、336-338、346-347、352-353、361-362、370之統計。
58 孫中山,國父全集第六冊,台北: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訂,1973年,,頁6。
59 同前註,頁18。
60 孫中山,國父全集第六冊,台北: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訂,1973年,251-252頁。
61 同前註,頁265。
62 孫中山,國父全集第六冊,台北: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訂,1973年,頁392。
63 孫中山,1984,國父全集第一冊,: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訂,1973年,頁276-278。
64 同前註,頁264。
65 孫中山,1984,國父全集第一冊,: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訂,1973年,頁294。
66 孫中山,1984,國父全集第一冊,: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訂,1973年,頁319-320。
67 孫中山,1984,國父全集第一冊,:國父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訂,1973年,頁268。
68 同前註,頁276。
69 周簡文,1982,實業計畫之研究,台北:台灣中華書局,頁172。
70 同前註,頁248。
71 周開慶,1974,國父的民生思想,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頁303。
72 周道濟,黃啟明著,1984,三民主義的國家觀,台北:正中書局,頁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