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國父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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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愛自然科學
　　徐錫麟，字伯蓀，號光漢子。1873年（同治十二年）12月17日生於浙江山陰（今紹興）東浦鎮北端孫家漊，徐家有田一百二十五畝，父徐風鳴，字梅生，1852年生，秀才出身，做過山陰縣縣吏，人們稱他為“梅生師爺”。由於徐鳳鳴的政治地位與社會關係，徐錫麟家在東浦一帶是頗有點聲望的士紳家庭。以後，徐錫麟的父親徐鳳鳴又將資金投向工商業，在東浦開設了“全祿昌南貨店”，在紹興城內開設了“天生綢莊”、“泰生油燭棧”，成為“資本甚厚，生意往來甚大”的商賈，成了當地的鉅賈，是地主士紳向資產階級轉化的一個典型人物。
　　1878年徐錫麟6歲，其父梅生辟家之“桐映書屋”為塾，親自教徐錫麟課讀。“桐映書屋”系徐錫麟家祖傳藏書之屋，“藏有天文、數學、歷史、地理等各類書籍”。1883年，徐錫麟11歲在家塾就讀6年中，求知欲望旺盛，興趣愛好廣泛，他遍閱了“桐映書屋”收藏的數學、天文、歷史、地理等各類書籍，其中對數學、天文、地理尤為愛好。
科技救國
　　徐錫麟的科技救國思想，起始於1894—1895年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一個小小的日本，竟然打敗一個大大的中國，全國震驚。其失敗的主要原因，徐錫麟認為是由於“中國之科學不足恃”。徐錫麟看到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對生產力帶來的巨大躍進，“一具機器可代數人，或數十人之力，百具機器可代數千人或數萬人之力，且合眾小機器而成一大機器，則速力加增而出貨較捷”。所以他提出“為疾”的主張，認為要使祖國富強起來，必須“設機器，講製造之政”。採用機器生產，並將它運用到紡織、開礦、造船等各個生產領域。他沉痛地說：“愴懷時局，痛念生民，當今鴻嗷遍地，糊口多艱，而民則貧甚，海疆有事，防禦無人，而國則弱盛。”要改變祖國“民貧國弱”的局面，必須奮發圖強。
　　徐錫麟雖然看到1840-1842年的中英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中，中國落後挨打的現實，“是東西洋各國，挾奇技，奪機巧，竭心智，炫利器，以奪我財源，枯我津液，我中國勢孤力薄，安得禁各國之病我哉！”但他並不氣餒，卻認為“志不鬱不奮，力不屈不伸，國不弱不強，事不敗不成，土脈一動則生雷，鐵石一擊則生火，羞惡一激則生憤，憤則勵，勵則忍，忍則競，競則血性起”，貧者轉為富、弱者轉為強。是可以轉化的。徐錫麟雖然沒有完全掌握馬克思主義的事物兩點論和矛盾的對立與統一，但他卻看到事物的轉化和發展，這在當時來說，無疑是十分可貴的。徐錫麟認為，要使中國富強，人人必須行動起來，抵禦外國侵略“生中國之地，為中國之人，以為中國除害。”這是四萬萬人民，義不容辭的責任和愛國表現。
研究數學 振興祖國
　　徐錫麟少年時就愛好數學，他推演勾股與三角，經常到深夜，人們稱譽徐錫麟“有數學天才，很難的計算題他都能解”，與徐錫麟家塾中一起伴讀的胞弟徐仲蓀說：“伯兄天姿故絕人，”徐錫麟11歲在家塾就讀的6年中，“經史而外，天算輿地之學，皆造詣很深。”徐錫麟對中國古代數學、天文、地理的深入研究，為他後來接受西方傳入自然科學知識，並為中、西科學知識的融合，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01年10月，29歲的徐錫麟受聘任在紹興府學堂經學兼算學教師，第二年又兼任地理課教師，1903年升任副監督（副校長），為了實現自己科技救國的抱負，他把學習算學與振興中國密切聯繫起來。徐錫麟認為，中國貧弱，遭受列強欺淩是由於中國科學不發達。要改變祖國“民貧國弱”的局面，必須發憤圖強，大力提倡發展科學技術事業，而算學是發展科學事業的基礎，並認為教育人才，應以“算學”為主。徐錫麟在講授算學時，把“中算”與“西算”互相印證，他說：“中算曰天元四元，西算曰代數微積”，程式雖異，原理實同，“兩而一者也”。“當以元（天元四元）代（代數微積）合課，去門戶之見，融中外之跡”。主張融合中外諸學說，以利人才的培養。徐錫麟在算學課程教學中，十分強調理論聯繫實際，並常帶領學生進行實地測量，深入淺出地闡明算學與軍事、政治的關係，指出：“吾儕將來行軍，須先測明地點和途徑，並測明我軍炮彈能及遠若干，則對敵作戰，百發百中，勝算可決；平時治地，莫善於測明地之大小，熟察其地之肥瘠，與人情風俗，而敷政始能優優，故測量之學，甚重要焉。”以啟迪學生們認識學習算學，對振興祖國的重要意義。在此期間，徐錫麟撰寫了《運動指約》，系統闡述測量地形和炮彈射程的方法。
對中學數學的貢獻
　　徐錫麟在紹興府學堂任算學教師時，在教學實踐中，深感研究數學人才缺乏，“即如算學一門，學之者十不得一焉”，而數學書之少，又使很多學者“無書足以研究”。於是徐錫麟又根據中國傳統算書，“缺少習題，兼少題問，不得演練，很難進行數學上的推理”的缺點，吸取了西方傳入的算書多列習問，題問甚多極易演練和推理的優點，可以使廣大學生“人人皆明算理”的目的，決定自己親自動手，將中國古算術書的“詞簡理深”“百思而不得其解”，使許多學者研究數學望而卻步 [12]，不願學算學的普遍現象。從而徐錫麟深刻指出：造成數學研究人員奇少的原因是，學者編寫算書始終未將“中算”、“西算”融合與互補。徐錫麟決定將“中算”、“西算”互相印證，取長補短，有機融合，因而撰寫了《代數備旨全草》算學教科書8冊1903年由浙紹特別書局編印本出版發行。這套《代數備旨全草》教科書的特點：簡易明瞭，通俗易懂，糾正古算書“詞簡理深”，而注重“西算”的多列習問，題問較多，極易演練和推理，使受教學生“人人皆明算理”，可謂“中算”、“西算”融合的範本。徐錫麟的學生，受到徐錫麟學術觀點的影響，編演《元代合參》算學題集，也貫徹了“中算”、“西算”相結合。
　　徐錫麟雖然擔任紹興府學堂副監督，但沒有官架子，他平易近人，對學生關懷備至，“在校四年弟子益親如家人。”在“昏幕餘閒”，常去學生宿舍輔導，“以幾何測量諸科學教授諸生”，並將學生胡豫、沈光烈所演算題，編成《元代合參》一書，親為作序，指出：“自今以後之世界，真未知也。以已知推未知，天地人物同出一源者也，而何古今之分，中外之劃乎？”徐錫麟評說《元代合參》作者能“溝古今，涵中外”。指出當時“或軒中以輕西，或揚西以抑中”的錯誤傾向，強調“中算”和“西算”必須結合，並互相參證。徐錫麟這種把“中算”與“西算”互相印證，去門戶之見，融中外之跡。主張融合中外數學諸學說，對當時清代數學研究來說無疑是進步的、正確的。因為這種中西文化科學互補、互用、融合，是促進科學發展的動力。
　　李儼著的《中算史論叢》第四集中的清末教育制度（六）數學應用書籍中的（2）教科書的採用這一節中，把徐錫麟撰《代數備旨全草》8冊1903年浙紹特別書局編印本，列為清末應用最廣的教科書之一。如此以外，徐錫麟編訂的《代數備旨全草》也受到清末教育機關審定採用。如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江蘇督學唐景崇采輯中學堂暫用課本之書目中就有參考書一欄內列有《代數備旨全草》山陰徐錫麟編訂。可見徐錫麟撰寫的《代數備旨全草》不光是清末最有影響的數學教科書，而且還得到政府有關教育部門審定和採用。正因如此，所以徐錫麟說：“《代數全旨備草》系敝學堂（指紹興府學堂）所刻，稿有存案，不准翻刻，現聞貴局業已翻印。”應以承擔責任。發生了未經徐錫麟同意擅自翻刻的“侵權”事件。
　　1906年6月徐錫麟撰寫的《代數備旨全草》還出修訂本，書名為《校正增補代數備旨全草》，由上海三益學社所藏中浣第三版。可見徐錫麟所撰寫的《代數備旨全草》一再被刻印和增補，側面說明其適用中等學校數學教學用書。徐錫麟為編寫中學數學教科書和培育數學人才作出了貢獻。
　　徐錫麟他不僅是辛亥革命先烈，他領導的安慶起義，對辛亥革命作出了貢獻，徐錫麟對自然科學的研究與培養數理人才方面，也同樣作出貢獻，徐錫麟獨子徐學文留德藥劑學博士，孫女徐乃錦留美碩士，嫁蔣孝文，是蔣經國的兒媳婦。（本文作者為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編註：徐錫麟（西元1873~1907年），號伯蓀，浙江紹興東浦人，生於清同治十二年，卒於光緒三十三年。起義於安慶，失敗殉難。國父感歎徐錫麟之死為：「慕義之士，聞風興起，當仁不讓，獨樹一幟以建義者。」

徐錫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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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錫麟撰《代數備旨全草》寫的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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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錫麟撰寫的《代數備旨全草》一書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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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錫麟為學生胡豫、沈光烈撰《元一書寫的序言及《元代合參》一書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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