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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期

近代中國國家的型塑:領導人物與領導風格國際學術研討會/賴淙誠

  2007年12月15日至17日,由東海大學歷史學系、中正文教基金會主辦,以及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國立國父紀念館合辦、孫中山文教基金會贊助的「近代中國國家的型塑:領導人物與領導風格」國際學術研討會,分別在東海大學及暨南國際大學召開。本次會議匯集來自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大陸、香港和臺灣的海內外專家學者及研究生觀察員共計一百三十餘位參加。  
  此次會議除邀請中研院張玉法院士及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柯偉林(William Kirby)教授為本次會議進行專題演講外,共提交23篇論文,分為9個場次進行討論,內容涉及晚清民初的思想與人物、孫中山的領導風格、中央與地方勢力的關係、蔣中正威望的形成、蔣中正與黨內人物的互動、台灣時期蔣中正的領導風格、地方派系與領導群的政治文化、政黨領導?的比較研究、北方學區與東南學區的學術精英、學風比較等等,以下分述之。
一、會議由兩篇精彩的專題報告開啟了序幕  
  第一場專題演講由國立國父紀念館鄭乃文館長擔任主持人。
  演講者為中央研究院張玉法院士,發表專題演講〈民國歷任元首的性格特質(1912-1988)〉。本文將十四位元首的性格分為四類:陽剛型的元首,以革命領袖自居,基本上有理想、有抱負,渴求權力,追求事功;沒有權力,也能為事功奮鬥,包括孫中山、蔣介石和蔣經國。其二為陰愎型,大部出身滿清軍官和高級官僚,他們在專制政體下成長,能夠在仕宦階梯上逐漸上升,包括袁世凱、徐世昌、段祺瑞和李宗仁;其三為機變型,自己有勇無謀,初時是因所追隨的長官爬到高位,水漲船高,及自己獨當一面,有幕僚或同派系的人為他策劃,故其行事看來多能隨機應變,包括馮國璋、曹錕和張作霖;其四為謙和型,把功名利祿看得淡,只做分內的事,不作非分之想,包括黎元洪、譚延闓、林森和嚴家淦。
第二場專題演講由東海大學歷史學系呂芳上教授擔任主持人。
演講者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柯偉林(William Kirby)教授,其發表專題是〈China's Republican Century: Leaders and Followers on the Mainland and on Taiwan, 1911-2007〉(中譯:中國的「共和」世紀:大陸和台灣的領導人及其追隨者,1911-2007),文中指出,對個人領導者的重視顯示了黨國最大的弱點,也的確是中國共和國政治最大的政治弱點:執政黨欠缺和民間精英合作去修建一個既經得起考驗,又能自我複製的政府體系。台灣最終的民主化是從其他層面展開的,特別是台灣人抗拒中國大陸人的控制,但具有遠見的蔣經國,理解到有需要帶頭進行政治改革,使台灣從一黨獨大的黨國到1990年步向「支配性政黨」體系。李登輝統治的1990年後期,已經民主化十年。陳水扁的勝利終於宣示了台灣黨國的終結。而中國政府已經在維護領土與主權上大有斬獲,近幾十年的確促進了經濟成長,但在建造穩定而可長可久的政治體系則有其不足。
二、由晚清民初的思想與人物的討論說起
黃克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發表〈嚴復的政治生涯與領導風格〉指出,「會通」二字是嚴復一生思想的核心,他本身結合了中學與西學、傳統與現代,以及科學、宗教與倫理等。但是身處中西文化接軌之關鍵時刻讓嚴復一生充滿了衝突與挫折,嚴復在學術上的成功可能與他在政治上的失意有一定的關連,嚴復因為官場上的不得意,轉而投身翻譯事業,反而為近代中國學術開創一個新的局面。
楊天石(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員),發表論文〈論國民黨的社會改良主義〉認為:中國國民黨是孫中山和許多志士仁人為“振興中華”而創建的革命的、愛國的政黨,蔣介石、張靜江、戴季陶等一大批人也曾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獻身於國家和民族的解放事業。革命和改良是一個多世紀以來廣泛流行的政治辭彙。本文根據多年來社會公眾約定俗成的普遍理解,對這兩個政治詞語作最簡明的界定:採用暴力或激烈的方式徹底改變一種社會制度者為革命,採用非暴力方式以求對一種社會制度作溫和的、緩慢的改革者為改良。
孫中山是中華民國的建國者,他的領導風格被受矚目,共有3篇相關孫先生的論文。
蔣永敬(政治大學退休教授),其論文〈孫中山三大領導風格〉指出孫中山三大領導風格:一、交遊廣眾,有志一同。二、滔滔雄辯,聽者悅服。三、樂觀奮鬥,百折不撓。此三者實其領導風格中之重要部分,與其革命運動三大工作要項—立黨、宣傳、起義之運作,則有密切之關係。
裴京漢(韓國新羅大學歷史系教授),在〈從周邊看的孫中山〉中探討孫中山與韓國的關係,以韓國的視線來進行考察。對20世紀初的韓國人來說,孫中山及其思想是一種?科書,是一個反帝和抗日的窗口,是個必須結伴的同伴者。
劉碧蓉(國立國父紀念館助理研究員),在其〈孫中山領導風格之分析:以1920年代在廣東三次政權為例〉一文中指出,孫中山以廣州為軍政府的根據地,他不僅是軍政府的領導者,更是國民黨實質的領袖。廣州軍政府政權在孫中山建國程序的構想中,一切制度悉隸軍政之下,可以用兵力掃除國內之障礙。因此,以武力且集權的領導作風統一中國,就成為孫中山北伐所採行的手段。
三、新資料帶出來的新研究議題-蔣介石研究
2006年,蔣介石日記在史丹福大學開放,無疑的衝擊了蔣介石及民國史的研究。二年來海峽兩岸、美國、日本學界一個新的研究動向,便是蔣的學術研究已顯著呈現。這次會議蔣介石成為重要的討論對象,其來有自。第三場至第六場十篇論文的討論多在據有堅實的資料上進行,這是學術研究的特質。
邱燕凌(Emily M. Hill,加拿大皇后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論文〈Chiang Kaishek in Guangdong, 1936:An example of Chiang’s political resistance to Japan,中譯:1936年蔣中正在廣東:蔣中正間接的政治抗日之範例〉指出,1936年6月,在抗日的前提下兩廣軍事將領,公開反對蔣介石,宣佈準備北上制止日本侵華。但經8、9月後在廣州,蔣通過交涉與「銀彈」,成功的恢復在南部區域的控制。蔣重新佈局在廣東的領導人,西南政治委員會與它的獨立司法、財政、與黨部門也一起被裁撤。從Feng Rui與余漢謀的兩件事例中,可以看出蔣在處理反日本與西南事件中間抗日的姿態與意義,就是要達到一個迫切政治目的:擴大國內政治與軍事的控制,同時也給了國內與國際展示了牢固的反日本姿態。
林孝庭(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戰爭、領導人物與近代中國民族政治之型塑:抗戰時期的蔣介石與中國邊疆〉指出,1937年對日抗戰爆發,中國的國家重心由東部沿海省份轉移至廣袤之西部邊疆內陸。國民政府的「西進」,使得戰時中國在蔣介石的領導下,本質上從戰前一個視野與能力僅專注在內地行省的「東亞」、「海洋」中國,逐漸轉變成為向廣大西部內陸地區發展的「中亞」、「內陸」中國。
郭岱君(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論文〈蔣介石在國民黨之崛起,1918-1928〉,根據蔣介石日記,探討蔣介石如何在孫中山逝世十年內崛起成為國民黨的最高領導人。從大歷史的角度觀之,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勝出,實為必然,蔣的日記中即充分顯示出他獨特的特質:一、蔣是極少數具有軍事素養的人;二、蔣有較高的視野,看問題能從多方面的角度來考量;三、得到連襟宋子文及孔祥熙的襄助,為蔣主持的南京國民政府奠定財政基礎,並籌措軍費,尤其是穩住江浙地方財團對國民政府與蔣介石的支持。
呂芳上(東海大學歷史系教授),其發表論文〈領導者心路歷程的探索:蔣介石日記與民國史研究〉,說明蔣日記之所以重要,一是作為民國時期重要的領導人,蔣介石的功過至今仍備受?議,許多重要問題亟待釐清,如能利用重要史料,作更深入的研究,或可還給他應有的歷史地位;二是蔣在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史上的地位,使私人日記所透露個人心路歷程、及其相關記載,值得研究者細加斟酌推敲,對整個民國歷史絕對有補闕、充實與修正的作用。
馮啟宏(大仁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其論文〈蔣介石與人才訓練:以中央訓練團為例〉,指出國民黨史上重要的幹部訓練,不僅跟蔣介石有密切關係,而且蔣採取的訓練模式亦大同小異,連號稱是抗戰時期國民黨最大的幹部訓練機構的中央訓練團也不例外。其雖號稱「戰時」,實與戰前的幹部訓練並無多大差異,跟所謂的「教育」概念來得較接近。
邵銘煌(中國國民黨文傳會黨史館主任),在〈姜豪對「高山」的謀和交涉-揭開蔣汪暗鬥的另一扇窗〉論文中,指出中日相關歷史文獻記載有限,所幸主其事者今井武夫和姜豪都留下回憶。並分析記憶與檔案之間的差異,相較之下,今井武夫的回憶簡略,且誤差大,例如今井認定姜豪活動之幕後主使者為陳果夫、陳立夫、朱家驊、吳開先等CC派人士,完全無視於軍統局戴笠才是真正任務的主導者。
陳紅民(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論文〈衝突與折衷:國民黨五全大會延期召開原因探討〉中,指出1934年國民黨五全大會延期的真實原因是國民黨內部的矛盾,蔣介石基於胡漢民等人的堅決反對,不願由開會導致黨的公開分裂而不得已採取的策略,是一種妥協。此一?案,透露出1930年代國民黨政治文化的幾個特徵:一、國民黨內矛盾衝突不斷,但對立各方總能找到合適的方式與人物來進行溝通。二、蔣介石在對待黨內反對派,尤其是對待胡漢民這樣在黨內有重要影響的反對派時,表現出較大的忍耐與克制。三、此次協調雖然成功,卻從中顯示出國民黨缺乏現代民主意識。
李朝津(臺北大學歷史系教授),在〈斡旋于學術與政治間的戴季陶:中山大學建校初期的歷程〉中指出,戴季陶在中山大學的政治工作實驗以失敗告終,探討其原因有三點,首先是政黨內部之派系矛盾,戴氏創立政治訓育部原以思想工作為主;其次為實行程序難度頗高,戴氏強調組織規律,要透過組織機制以提高學生之政治意識,整合其思想;第三是學術與政治在本質上的差異,戴季陶亦指出過學術是長遠工作,如何平衡兩者間的矛盾,需要一個更深刻的文化整合。
馬若孟(Ramon Myers,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其論文〈Creating a New Authoritarian Regime: The Kuomintang Central Reform Committee on Taiwan, 1949-52〉認為,丟掉中國大陸的國民黨在台灣重組一個新政黨。這新組成的國民黨既不像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的極權,亦不像美國和西歐自由黨。新的國民黨之所以不同於往,是黨的新領導強烈遵守了六個政治規則,他們的致力實行使這些規則發展成為一種新的政黨。首先,黨將辨認和遵守新視覺,根據孫中山總理的理想和思想體系,由國民黨控制國土與國會會組織政治生活。其次,黨會透過民主過程選舉它的最高領導者-蔣介石。第三,新的國民黨會從社會底層吸收成員及訓練他們成為忠誠的黨員。實際上,這個獨裁政黨承諾促進引導黨的領導和成員的有限度的民主。
松田康博(日本防衛廳主任研究官),其論文〈Chiang Kai-shek’s Leadership and His Withdrawal Strategy from the Mainland China to Taiwan〉(中譯:蔣介石的領導風格與遷台戰略),指出蔣介石的政治戰略目標就是透過行使國民黨總裁的權力將資源集中於撤退目標的台灣,退到台灣後復行視事,重新建立黨政軍的體制,之後透過美國的支援確保台灣的安全,然後完全維持住法統,以準備反攻大陸。
四、地方、群體與政治文化
近代國家的形成不完全是一個領導者的事,任何領導者也受限於時代與環境。此次會議特別有五篇文章,就民國時期的地方派系、領導群的政治文化深入討論。
葉文心(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研究所所長),發表論文〈Writings from the War:Chongqing in the 1940s〉指出,抗戰時期重慶的文化狀況,大不同於當時的其他城市,尤其名為戰時陪都,國內外媒體、報社林立,如何建構領袖的現代形象,如何報導戰爭失利、飢餓等,一面要忠實報導,一面要安定人心,新聞尺度與國際宣傳之間,新聞媒體的表達方式相當微妙。
陳明銶(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論文〈近代粵系/嶺南幫構建全國政權之局限〉指出,晚清至民國時期重大的全國性政治事件或中外交涉,常有嶺南人的足跡,但國民黨創黨領袖粵人孫中山及其左右手以粵人為多,而廣東亦正是孫氏反清革命與民初護法北伐的大本營,1927至1949年間國民黨在中國大陸所構建的全國性政權,粵人曾擔任不少官方高層要職。但回顧這二十多年,粵籍領袖無法長期執掌全國最高的領導權,反而粵籍政治精英通常扮演次要領導人或合作者的角色。
王良卿(暨南國際大學助理教授),其論文〈人子與人臣:戰後家書中的蔣經國和和國民黨政治〉認為,透過蔣經國戰後家書中,可以看到一位人子透過私密的書寫,向他的父親陳述政治上升之路上的人事障礙因素,實則宗派主義橫梗其中使然。學界常以蔣介石身後權力繼承的角度,思考1949年之後陳誠、蔣經國在台灣的競合關係。蔣介石個人領導風格裡的現實取徑可能也是一個值得思索的方向。
王奇生(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員),發表論文〈黨員、黨組織與都市社會:上海的中共地下黨(1923-1927)〉,指出對於革命,中共一開始並沒有嚴格拘泥其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教條。20年代上海區委的文獻顯示,普通黨員其實很少進行共產主義理論教育。
劉維開(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在〈1940年代中國國民黨領導階層之分析〉中,分析一九四O年代的中國國民黨。以一九四五年五月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為界,之前為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時期,之後為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時期。從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人數增加與成員結構、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歷次全體會議對常務委員產生方式與名額的調整、以及行憲後中國國民黨領導階層的變動等方面,探討一九四O年代中國國民黨領導階層的特性。
五、南北學風的比較研究
近代學術文化史上一直有南高北大、京派海派的說法,究竟存不存在?又有什麼分別?並不清楚。此此特別邀約三位學者從人物下手分析,不一定可以得到結論,但一定可以打開新研究領域的研究風氣。
桑兵(廣州中山大學中山研究所教授),在論文〈金毓黻與南北學風的分合〉中,說明中國近代學術界學分南北,在後來主流的?述中,成為新舊的同義詞,並有連續的人脈關係,化作成見與心結,繼續操控學界的動向。出身北京大學而非新文化派的金毓黻,憑藉1920年代下半期尤其是遷都以來的南北學界對流之風,入主南派大本營的中央大學歷史學系。因應國內外學風轉移,以及個人閱歷學識的增長,其觀念與人事均主張融會貫通,捐棄各執一偏的極端,回歸學術的大道本原。
陳以愛(東海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論文〈「五四」前後的蔡元培與南北學界〉,探討蔡元培去職至回任期間,江蘇教育會所扮演的鮮為人知的幕後「推手」角色。例如蔣夢麟的「在黑幕中掌大權」的領導風格,又或是他即便「獨當一面」,仍以「在黑幕中操的權多」。這種類似的風格,也顯示在黃炎培、蔣維喬、湯爾和等一批人身上。
王信凱(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其論文〈柳詒徵與民國南北學界〉,討論柳詒徵民國時期,在南北學界的活動與交流,柳詒徵在當時扮演的角色,及其對後世學界的影響。民國學術界中,長久以來有著南北學派的派分。這種派分,不僅是後來學人們學術傳承的追溯;亦是當時歷史現實所形成的。而在南北學派的區分中,柳詒徵被歸為是南方學派領袖級的人物。
六、結語
閉會式由呂芳上教授主持,晚上則另行安排「中國近代史的資料與研究綜合座談」由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李盈慧教授主持。分別由張玉法、楊天石、陳明銶、陳紅民、王奇生、林孝庭等學者,就近代史資料與研究,提出看法,交換研究心得,會議亦圓滿結束。
近一百多年來的中國,不論是內造或外塑,漸變或劇變,到了20世紀末,的確走入了近代國家之林。以外力的挑戰與回應、傳統的蛻變或內部自我的發展來詮釋、檢討近代中國國家的形成,一直是學界長期討論又饒富意義的話題。更具體的說,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意識形態的塑造、國家機器的改造與運作、政黨政治的推動、國際的交流與互動、婦女地位的提升、教育的興革、學風的形成、社會與經濟的發展等,無一不與各種不同領域的領導階層息息相關。歷史固然不專為英雄樹傳立碑,也不全屬少數人的表演舞台,甚至精英之於社會的影響也不全然是正面的。不過,深切認識領袖人物與社會關係,是掌握歷史發展的關鍵因素,而領導風格正是檢視領導者的重要標準。誠然,在不同往昔的時空環境下,歷史家重思或重寫近代歷史的時機已然到來。此一會議的目的,便是提供史家客觀的檢驗近百多年來不同領域、不同類型領導人物的所作、所為,究竟為近代中國「國家」的形成,帶來什麼貢獻和影響。這樣的討論不完全為過去的歷史、人物作定評,更重要的是想提供當代警世的參照。此次會議的主題「近代國家的型塑」涉及的內容廣泛,第一次的會議以領導人物與領導風格(Leader/Leadership)作為討論中心,深具意義。


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柯偉林教授William Kirby發表專題演講。

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柯偉林教授William Kirby發表專題演講。[放大圖片檢視]


大會專題報告主持人:國立國父紀念館鄭乃文館長

大會專題報告主持人:國立國父紀念館鄭乃文館長[放大圖片檢視]


鄭乃文館長(右二),楊天石教授(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員,左二)與會學者合影。

鄭乃文館長(右二),楊天石教授(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員,左二)與會學者合影。[放大圖片檢視]